才的詮釋與惡的定位 : 以孟子與宋明清諸儒的見解為討論重點

王奕然(Wang Yi jan)

指導教授 ： 黃瑩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國文學系/碩士(2006年)

摘要

本論文的成果，主要在梳理「才」概念於宋、明、清三代儒者的闡述下，具有何種內涵的轉變。由各家詮釋的異同，亦可窺見其人對《孟子》的理解，以及「才」概念的演變脈絡。就「才」概念的資料來看，宋、明、清三代相關的論述，散見於各書，或條例，或單章，並未統整，歷來學界少有注意。本論文則盡力搜羅整理，辨析其義，比對異同，冀對學界研究有補足之裨益。本論文亦針對朱子的詮釋，呈現箇中的義理內涵，對學界或有助益。再者，針對朱子「才」義的詮釋，本文有不同於前輩研究者的理解向度，以此提出若干思考，就教於學者方家。復次，就「才」概念在儒家成聖之學的演變歷程來看，孟子首揭「才」的道德意涵，以「良能」義視之，而橫渠、伊川則將「才」與理氣論連結，甚至將「才」與「惡」根源視同。朱子則牽合孟子與伊川之說，提出另一種詮釋，保住「才」的道德實踐意涵，又將「才」與理氣論相連結。
朱子認為，這種詮釋一方面申明孟子「性才皆善」的思維，另一方面又補足孟子「不知氣稟之雜」的疏漏處。由孟子原義考察，橫渠、伊川、朱子的理解，乃是悖離孟子。然而，三者之說實屬新的詮釋，此詮釋與時代的思潮及現實的感受有關。受到佛老之說盛行的影響，宋代儒者在儒學理論的建構上，相當關注內在心性與形上道體的通貫、體證，而橫渠「氣質之性」，以及伊川、朱子對「氣質」的探析，便呈顯出三人對「人之現實存在」的重視，且企圖以踏實踐履對抗佛老玄虛高論。在他們看來，孟子雖言「性善」，對「惡」的來源卻論述甚少，唯有針對「惡」根源詳加分析，關注形下「氣質」的部份，方能對「人未能成聖」的現實困境有所回應，並體會儒家不同於異端之「實處」。
如同朱子所言，孟子論「才」非誤，只是太「疏」，伊川以氣論「才」，便是顧及現實上「才有盡與不盡」的情況。朱子雖肯認程說較密，卻未敢輕詆先聖之見，造成明合二說，暗偏伊川的現象。不過，朱子的詮釋，雖與孟、程皆有差別，亦可視作是他的新詮，既保住「才」的成德效力，又藉由「才出於氣」的歸屬，呼應伊川對「氣稟之雜」的正視。在「才」概念的詮釋演變上，朱子的論述，實是開出一迥異於前人的新義。
到了明代，涇陽見陽明後學之弊，欲用朱學矯正王學，此種思維亦反映在對「才」的詮釋上。涇陽以「良知」統攝「才」，又將「才」中介於體用之間，乃是成德之力，這種理解即朱子與陽明之說的調和。涇陽非是一味地宗朱，他察覺朱子詮釋所遭遇的理論困境，而藉由陽明的詮釋來解決，將「才」歸屬於「良知」之中，自然具有成聖助善的必然性。至於清儒，面對明朝之衰亡，亟欲提倡一種重事功的實學，關注點由形上世界，拉至形下世界，不再高懸一「天理」或「天地之性」。不同之處在於，宋儒對形下的關注，偏重在「氣稟之雜」所帶來的「惡」，清儒則將「惡」根源推至人身之外，肯認人身之無「惡」，故「性」、「才」、「情」、「欲」皆是善。正因為重事功，清儒論「才」，不但是成德之能，更要推擴為事功才幹。此一實學思維，反映出對空談誤國的警惕，以及宋明儒學末流「以理殺人」的弊端，從諸儒對「才」的詮釋，對「氣質」的論述，皆可看出他們與前人思維的不同。由諸位儒者對「才」的詮釋，亦可以窺見他們對儒學義理的吸納與詮釋、對前人學說的理解，以及與當代思潮相對話的軌跡。
宋、明、清三代的儒者，對「才」的詮釋皆有其特殊性，原因有三：一是對前代學說的理解，二是對當代思潮的反映，三是為了解決前人的理論困境。於是，便造成對同一概念的詮釋，產生承繼與新詮的不同。以孟子原義繩之，某些說法固然是歧出，不過，由個人的理解向度、著眼點與當代思潮的影響等因素觀之，卻是一種嶄新的風貌，而對儒家心性之學的內涵，帶來更豐富而多元的義理面向與詮釋視野。

關鍵字

才 ； 孟子 ； 宋儒 ； 明儒 ； 清儒

參考文獻

王支洪：1984年，《孟學的現代意義》，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方立天：1995年，《中國古代哲學問題發展史》上冊，臺北：紅葉文化。

古清美：1990年，《明代理學論文集》，臺北：大安出版社。

1998年，《中國哲學的特質》，臺北：學生書局。

余英時：2003年，《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下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