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再結構與地方能動性的實踐－以大鵬灣觀光開發計畫為例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Local Proactivity：The Case of Tourism Plan in Dapeng Bay

袁榮茂(Lung-mao Yuan)

指導教授 ： 徐進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地理學系/碩士(2000年)

摘要

民國81年大鵬灣以672.3的高分通過觀光局評鑑，成為國內第四個國家風景區以來，其開發進度便飽受地方居民正反不一的評價，為何在中央與地方“觀光崇拜論”情結下，大鵬灣開發計畫仍遭受一定阻力？究竟影響地方反應的變數與地域性產生何種關聯？解開這個黑箱是本文研究探討的聚焦中心。我們藉用Cox ＆ Mair（1988）所提出的「地方依附體」的概念，嘗試由地方空間角度來重新理解引發衝突的地方能動性，並藉以強調地方物質基礎和社會關係在全球流動資本與地方互相碰撞接軌時的重要性，由此來建構並突顯出大鵬灣在觀光開發中的地域性意義。
研究結果顯示由於開發過程將徹底改變地方原有空間分工角色，因而連帶影響地域內行動者，包括地方政府、資本、勞工（養殖業者）原有社會結構中的地方認同及地域化利益，為爭取更有利的競爭優勢，這些地方行動者會視利益與否而彼此之間形成“地方依附體”，並藉由地方政府科層體制的聯結，以及地方派系勢力的遊說和干預，以激發其地方能動性並加以實踐，這使西方學者認為能動性是基於“市民權堅持正義與繁榮信念”，其適用性在地方派系操控的大鵬灣鄉野地方可能必須加以斟酌修正；除此之外，藉由上述地方政治社會網絡的聯結，使得地方在面對國家機器重大經濟開發計畫時，不再只是單純地被視為被動的計畫接受者，而是已成為主導地域未來發展的的作用者。
這股地方能動性的能量激發及實踐過程，其實是透過原有地方社會結構和物質基礎而引發的。在此我們將之歸納成兩方面來說明：就地方政府而言，由於屏東長期不合理空間分工角色，再配合沿海地區地層下陷和海水入侵的危機，使得自縣府到地方鄉鎮公所皆希望藉由大鵬灣開發計畫，來帶動土地再增值效益，不僅可增加地方財政稅收，同時也可帶動地區經濟轉型，因而他們彼此在開發所承載的地方發展想像之下隱然形成地方依附體，這不僅建構出觀光開發的正當性和急迫性，也使其內部成員彼此間的社會關係產生重組或再結合。
但對地方居民而言，由於周遭地域地方居民對大鵬灣水域空間利用和生態定位不同，使得各里獲得不均等的地方利益；長期以來家庭污水和養殖廢水造成水域優養化現象，突顯出原先存在且互相衝突的社會結構，其中以石斑養殖專業化的大潭里和家族企業式經營的東港養殖兩合公司影響最大，因而他們支持鵬管處維持水質淨化的觀光開發計畫；然而，這些農漁業聚落支持開發所帶來的交換價值（如土地增值效益）卻與地方依附性程度最高的南平里原有使用價值（如養殖生產空間）相衝突，因而形成地域空間上的對立。而南平里長期受到地形和區位的阻隔，造成居民必須依賴大鵬灣物質基礎為生的社會結構，但內部也因養殖利益互異而分化成牡蠣、箱網和放網仔三種職業群體。在抗拒開發過程中，更加突顯出內部異質的政治和社會結構，初期由於南平和土刈厝在公私土地比例差異和職業結構上的差異，因而對開發採取親支持與親反對的不同態度，由於一直未能得到外界有力聲援，而使其個別藉由地方派系勢力向外界權力中心尋求聯結，後期則在都市計畫案的共同利益下，兩聚落合組南平里自救會，並與支持團體進行對抗，使大鵬灣因而成為各種社會權力爭執的政治交涉空間。
在整個開發過程當中，我們看到地方內部異質的社會關係不僅受到當時物質基礎（如水質惡化）所形塑，也相當程度地又左右了未來的物質向度（如空間規劃內容），社會的空間生產與空間的社會再生產兩者在同一軸線上是不分彼此而持續互動地發生著；而地域本身在大鵬灣交涉空間中，其實已具備主動改造空間分工角色，以及尋求自身利益的能力。
本文最後也呼應晚近有關經濟再結構研究中有關“地域性研究”的結論，他們認為對應於全國，乃至於全球性再分工，不同地方、社區的社會聯盟是決定空間分工的重要變數，在大鵬灣的經驗研究中更加印證了這個論點的普遍性，但我們也必須指出地方已不如前述研究一般，只被視為地方政府領導的鐵板一塊，地方政府也不再被視為地域性計畫成功的關鍵因素，相反的地方政府也有可能藉助中央機構來掃除計畫執行上的障礙，藉以避開危及政權的燙手山竽和爭取基層選民的支持；而地方內部異質化的社會結構在大鵬灣開發個案中才是真正影響計畫執行的關鍵因素，而這完全導源於物質利益的分配不均，因此也建構出大鵬灣這個個案研究的特殊性。

關鍵字

大鵬灣觀光開發計畫 ； 南平里 ； 地域性 ； 地方依附體 ； 地方能動性 ； 交涉空間 ； 空間分工 ； 地方政治

並列摘要

This study researches the sources of power which influence the local reaction from the viewpoint of “local dependence”（地方依附體） in Cox & Mair’s study, when the tourism plan in Dapeng Bay replaces the traditional reg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socio-spatial context, when inhabitants face with this kind of development plan, we find out that they can maintain or transform local interest by exercising their local proactivity which is provided by social structure and material foundation within locality. Besides, the local political force also becomes a powerful tool for local groups to find outward social network.
　　Since enormous tourism interest comes and water quality goes from bad to worse, it has expressed more and more that there were unstable social structure between locality groups. In order to obtain the best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 they will choose the gainful allies for themselves so that social relations can be reproduced by the way of “creating destruction”. In the whole process, the approval and opposite will engage in political wrestling beween exchange value and use value. The local government isn’t like previous locality studies playing a key role pushing plan to succeed anymore. Contrastly, in the case of Dapeng Bay, dissimilatized social structure based on the asymmetric local interest may be the important factor preventing development.

並列關鍵字

Tourism plan in Dapeng Bay ； Naping Lane ； locality ； local dependence ； local proactivity ； spaces of engagement ；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 ； local politics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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