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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向來被視為禮儀之邦,對於禮儀規範,鉅細靡遺、無不備至。再加上以孔、孟為尊,是以凡言禮儀,必與儒家做結合。禮儀規範,或可言為「名教」,「名教」直釋之為「名分之教」,意即其指引了各個階層與身份的人所應遵行的方向。當社會由簡單趨向複雜、由個人走向團體,人與人之間便需要一套生活的規範來維持社會的正常運作,這便是「名教」制度的起源,也是禮儀規範的本義。不論是孔、孟之言,或是老、莊之論,對名教之根本價值或有不同之解,然對名教功用之理解,卻是一致。 由於世異時移,制度隨著時間的不同有所變革,再加上人為有心的操弄,更是加速制度本身的質變。名教制度本源是為了處理公共事務、為了維持社會運作、為了保住人性本質。是以名教在各家都有所論述,不特為儒家所有,只是儒家對名教不只有根源性的說明,對於實際的落實,亦有其完整的規範,是以易為後人所發展、闡釋。西漢武帝用董仲舒之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自此名教正式成了儒家之代名詞,而董仲舒結合陰陽、尊卑的「董化儒家」更讓孔、孟的名教制度產生了本質上的變化,這樣的名教制度,失去了原始名教的生命力,成為一種制式化、絕對化的規則。不過西漢因為政治上相對安定,名教異化的問題尚未凸顯。東漢末年,軍閥割據、社會大亂、百姓流離、民生疾苦,由於大一統的情勢瓦解,自我意識便隨之興起,人們由群體走回個體,開始檢視名教制度存在的必然性與其根源性。 西晉統一天下之後,名教制度並沒有向漢朝復歸,反而因為晉朝執政者的操弄,而加速其異化。有識之士在面對已經失去根源價值的名教,不只產生反思、企圖重建,還在在實際層面,對已然異化的名教制度,表達不滿與反動。他們使用相對激烈的手段,對名教制度作看似全盤性的否定。在這種看似悖情違禮的行為背後,士人們大多有著深沉的感慨。不過社會終須規範以維繫正常運作,再加上後期有人假之而亂紀,故是否須以悖禮之舉來抗議名教的異化便又成為士人關注的問題。 而本文便是透過魏晉時期名教制度的改變,對名教作全盤的廓清,不只重溯名教的根源,亦對魏晉名教何以成為爭論之點加以說明,並佐以歷史事實,以求明證。以期對魏晉時人悖禮之舉,有更深入的了解。

關鍵字

名教 魏晉 五倫 悖情違禮 自然

參考文獻


蔡仁厚著《孔孟荀哲學》,臺北:學生,1984初版
牟宗三著《周易的自然哲學與道德函義》,臺北:文津,1988
王曉毅著《放達不羈的士族》,臺北:文津,1990
袁保新著《老子哲學之詮釋與重建》,臺北:文津,1991
唐翼明著《魏晉清談》,臺北:東大,1992

被引用紀錄


高幼蘋(2010)。魏晉尚情風潮與名士之生死觀〔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藝線上圖書館。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U0021-161020131520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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