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神社美術收藏的建立、展示與戰後流轉

本論文以日治時期臺灣神社的藝術品收藏為研究對象，這批文物先後以奉納、寄贈等名義進入神社，逐漸形成品質及數量兼具的收藏。戰後，有部分被移交到省立博物館內。筆者試圖從這批藝術品在日治時期如何被製作、移動與典藏，以及戰後流轉的過程，梳理兩代國家政權與藝術品的交涉、互動史。1895年以後，日本向殖民地移植國家神道，在臺建立「總鎮座」臺灣神社。日治初期，總督府將「臺灣古美術唯一之資料」的《鄭成功畫像》，以及當時日本皇室御用畫家的作品先後敬獻神社典藏，通過宮司山口透的論述，建立起收藏的「典範」，強化臺灣神社的文化地位。隨著來臺遊歷、定居的書畫家增多，收藏的來源轉由來臺書畫家所奉納。他們與學養豐富的神職人員、政府官僚往來，形成藝文社群，透過奉獻書畫作品，除了是敬神愛國的信仰表現，也作為交遊的紀念。直到1940年代，由於戰爭白熱化，美術界配合政府動員，藉由「彩管報國」作為「奉納」的實踐，創作主題受到指定，只是徒具形式的「奉公」之舉。另一方面，臺灣神社的美術收藏，只有日本皇族行啟時才會陳列殿內，讓其觀覽。1930年代，臺灣各地興起建設寶物殿的風潮，而臺灣神社原本也有意向大眾展示收藏，但隨著興築計畫擴大成「臺灣神宮」的移址增建，寶物殿的建設遂成未竟之業。戰後，行政長官公署接收總督府的財產，部分臺灣神社的美術收藏由教育處所接收，與學租財團購買的畫作一同被移至當時的省博，原因可能與臺灣早期缺乏美術館機構有關。由於戰後省博積極「去日本化」，且神社財產名冊未能完整移交，因此作為人類學、自然科學展示機構的省博，無法將這批文物嵌入自身的典藏體系及知識脈絡中，以致被遺忘在庫房一角。然而，《鄭成功畫像》卻因為鄭成功契合戰後國民政府「反攻大陸」的口號，仍受到重視。1950年代《臺南文化》的鄉土研究承繼戰前日本的知識譜系，爬梳畫像的歷史，連帶讓「臺灣神社美術收藏」的歷史，幽微地在學者的論述間流轉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