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明志：明代中期的歷史書寫

在「經典」與「時事」的光譜間，作者有意識地選擇「筆」「記」的書寫形式，藉由「雜」的內容，作為「進己志」之具體實踐。這個大傳統深深體現在我們討論的黃瑜、鄭曉和何良俊的著作中。他們三人看似迥異的人生，可能最大的共通點是，圍繞著科舉所出現不同的人生際遇裡，投入漫長的時間與精力完成一生最後的著作：「筆記」──《雙槐歲鈔》、《古言》、《今言》、《四友齋叢說》，而透過他們三位的比較，讓我們能更深入地理解作者選擇「筆記」作為一種歷史書寫形式的深沈意義。如果我們把作者視為時間軸的起點，黃瑜向下拉出一條以「程朱」為主軸的家學，鄭曉向上追溯一條以「史」為主軸的家學，何良俊則以「科舉」為主軸，自我完成一個「博學」的織網，他所面對者只有自己。而且，黃瑜欲建立天地間人事物的秩序，鄭曉以上位者面對國家存序的問題，何良俊所面對者，卻是時空座標軸交會的一點，一個深沈內在的自己。他們從經史典籍與所處時代的大小事物間，反覆思索與對話，筆記的「雜」展現了極大包容性，當「雜」能夠完成一種結構式條目安排時，實則筆記也成為展現「己志」的最佳場域，而掌握筆記作為一種歷史書寫的關鍵正在於，理解他們所投身的「古」與「今」的跳動光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