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想像、現代主義文學與文學現代性－以日據時期臺灣作家翁鬧為例

廖淑芳

《北台國文學報》 2期 (2005/06) Pp. 129-168

https://doi.org/10.7031/NTJCL.200506.0129

摘要

本文主要以「舉隅式的研究法」繼承施淑將翁鬧視為日據時代台灣現代主義文學（另類文學）代表的說法，並以吳叡人日據時期台灣國族建構的意識型態是由「雙重邊陲的下所孕生的抵抗」的觀點，與布爾迪厄「社會結構與心智結構之間具有對應關係」的說法聯結。嘗試重新解析施淑對翁鬧作為現代主義文學代表的所謂「始而叛逆，繼而頹廢，終而虛無」的價值意義。
在論述方式上，本文從台灣新文學作為「新文化運動」一環的「啟蒙抵抗」性質談起，將《福爾摩莎》雜誌出刊視為文學自主趨勢在日據台灣的首度出現的契機，並藉之後《台灣新文學》雜誌從《台灣文藝》的出走與文學論爭，視為強調「反帝」「反殖民」抵抗的台灣命運特殊性的30年代台灣文學場對「純文藝」的反撥。在這樣的文學場氛圍中，筆者嘗試說明1934起投稿《福爾摩莎》，1935年赴日留學並開始熱情參與文學創作，以《台灣文藝》《台灣新文學》為主要發表圍地的翁鬧，在1936年左右作品産量相對顿減的原因，正是受困於兩大雜志「文藝大眾化」與「純文藝」掀起的文學路線的選擇焦慮。而1936年到1937唯一的兩篇小說〈可憐的阿蕊婆〉與〈天亮前的戀愛故事〉在「時間意識」上所呈現的由低抑至高蹈的巨大轉折，則是翁鬧此一時間焦慮症的「病歷」與「藥方」。
在這一點上，筆者特別強調寫於〈天亮前的戀愛故事〉之前的〈可憐的阿蕊婆〉一文，目前為止並未受到應有的注目。筆者以傅科「異質空間」的說法，嘗試解讀〈可憐的阿蕊婆〉一文中分裂的雙重意向結構，藉長久往居城市的阿蕊婆搬移鄉下重新發現「自然」的「自然＼文明」雙重視野說明其流動的「日本＼台灣」的國家想像視野與認同辯證。並藉文中結尾阿蕊婆兒子海東略顯突兀的出場與感傷，說明翁鬧文中如何由「自然＼文明」的文明論述轉換為「日本＼台灣」國族論述及其內在的指涉意圖。同時，筆者並以1936年〈可憐的阿蕊婆〉發表前翁鬧的一場病及與楊逵的明信片通信中在《台灣新文學》刊載的意義，說明〈可憐的阿蕊婆〉一作的發生乃基於其對理想自我不得實現的「羞感」而〈可憐的阿蕊婆〉的書寫則讓翁鬧得以暫時逸出其「文化身份」的難題。並以此推衍，具有高度「現代性」色彩的現代主義小說〈天亮前的戀愛故事〉之出現，不僅是其在文學場中「佔位」上的必然策略，也反映了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一樣的，必須「找到自己的主體性」的相同時代問題，只是這建立在學現代性上的「個人主體」與建立在國家想像上「現代主體」的雙重關懷在現實層面上貌似衝突而已。因此，此一話語，未必是對國族的逃離，也可能是翁鬧以文學作為自我實踐在個人與國家想像之間的自我統合方式。表面上，〈天亮前的戀愛故事〉可能呈現的是個人的頹廢虛無：但從內面歷史來看，則正說明了身為雙重邊陲的被殖民地一員，更為曲折卻深刻的文化抵抗。

關鍵字

雙重邊陲 ； 純文藝 ； 文藝大眾化 ； 楊逵 ； 張深切 ； 時間焦慮 ； 異質空間 ； 可憐的阿蕊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