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張貴興的作品多以作者自已南洋故鄉的豐饒雨林為背景,上演一幕幕土華衝突、種族糾葛的戲劇,故而他的小說往往被認為是攸關國族的後殖民範本。本文將試著離開這一論點,並以《猴杯》、《群象》等為例,認為小說表面所背負的國族敘事,其實是解剖人性的動物圖騰,而這一主題早在張的〈伏虎〉中,便已經初露端倪,成為他往後寫作原型。在《賽蓮之歌》以後,這一主旨又發展為象徵的層次-對於人性的抑制成了隱喻的操作。最後,從張貴興的代表作《猴杯》中,析出他對於福克納《熊》的援引,而張貴興對《熊》的改寫方式恰好回應了他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