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旨在於比較康有為以及孫中山的政治烏托邦 ── 〈禮運〉大同。〈禮運〉的大同理想可用「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概括之。在近代中國,〈禮運〉大同因時代的變遷而在解釋上出現了「現代化」;其中,康有為和孫中山的詮釋與想像令人感到有趣。康有為和孫中山都相信大同是孔子的理想,也都認為「天下為公」代表一種由下而上的民主理念。康有為進一步援引《春秋公羊傳》的「遠近大小若一」詮釋大同。他的關懷是普世的,不分種族,不分性別,不分年齡,以不忍之仁推己及人,追求一個破九界的大同極樂世界。相反的,孫中山卻藉由〈大學〉的治國、平天下之順序詮釋大同。他的博愛因主權的界線而有親疏遠近之差序。他畢生奉獻於革命事業,其目的就是為四萬萬中國同胞建立一個幸福新中國。當四萬萬人的食、衣、住、行不虞匱乏之後,這個新中國才會進一步追求平等、無壓迫的國際秩序。康有為和孫中山的理想雖然美麗,卻離現實太遙遠。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的論述可稱為政治烏托邦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