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家施展其主權的角度來看,國際機場作為邊界,是權力施展的界線、起始點或終點,其作用對象是入出境的人群。他們的流動、入境難易度總是牽涉到一套分類系統、檢查制度與管理模式。在此意義下我們可以說,機場空間中存在一套對「流動」(flow)的治理方法:決定哪些人被允許跨境、哪些人被擋在邊界外或遣返出境;哪些人可以快速通關、哪些人則被迫接受進一步調查;被區分成不同群體的人們拿著不同的身份文件、經由不同的流程安排以「合法」入出國境,跨界人群的流動並非恣意蔓延,而是受到國家權力的制度性規整。在此同時,由於台灣在國際上的特殊地位與兩岸歷史情勢,始自1949年的入出境管制史一直有著軍警管轄、以中國居民為主要思考目標的治理遺緒。解嚴後,機場脫軍管自由市場化、入出境管制脫警察化與法制化,既有組織的延宕與新治理方式之間存在張力,在這個治理性的轉變與延續過程中,可以看出台灣曖昧的國家地位如何影響其看待、管理入出境人流的方式,同時,流動治理不僅牽涉到針對人群流動的治理,也包含透過界定何謂「合法」的流動試圖治理眾多入境人口。對流動進行治理、與透過流動治理,兩者分別展現了國際機場作為國際交通節點與國家邊界的兩種空間性質。 本文希望描述這個治理性的變化,透過資料蒐集、訪談與田野觀察等方法,了解在國際機場這個跨境流動的斷面上,國家權力如何對人群流動產生影響,對於特定人群來說,這樣的影響甚至一路延伸至境內。這個問題包含幾個子題,首先,是透過哪些法規制度、流程、技術安排以落實治理。其次,是當中牽涉哪些不同的公、私機構,彼此之間有著怎樣的張力與交纏。第三,是關於入境流動人口的人群分類如何被確立,有哪些相關的知識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