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實務社工以自身遭遇的社工倫理事件經驗為起始點,對「社工倫理本質」、「規訓權力」、「生命經驗」的追尋探索歷程。透過研究者自我敘說,回顧自身在「台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台北市社會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等不同位置所面臨的社工倫理經驗為基礎,探討社工倫理在不同位置所代表的意義與可能詮釋,以及在不同組織屬性的規訓權力下對身處其間的社工潛移默化的影響性,以致形成後續社工對自我在觀看案主視框、自我定位、輔導策略的轉向。另外藉由研究者與他者的對話及行動溝通中,重新看到自身成長經驗中所擁有的價值視框,而這些價值視框對作為一個「社工」的我,在不同組織及社工倫理的論述中,所形成與案主互動歷程不同的倫理及輔導抉擇。 本研究幾經轉折,發現「社工倫理」對研究者而言僅是個假議題,研究者在社會規範與結構中的所感受到的「箝制」與「被困住」,才是問題之核心。社工倫理不應是宰制社工的工具,而是為社工所用的檢視工具。公部門特有的行政權力,易使社工在無形中被權力侵蝕而不自知;唯有回歸自身,透過「自我批判」,對自身價值有更進一步之認識,以跨越在提供服務歷程及倫理抉擇時與案主之鴻溝,達至對案主的理解。另則,透過敘說、書寫,映照出研究者在社工實務、生命經驗及論文書寫上不斷與「主流論述」拉扯之議題,藉此也協助研究者開展抵抗性的自主,為自身開創另一種修養自身的倫理學,並為社工倫理之論述開展更多元之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