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工具之選擇是否能有效地達成貨幣政策目的始終是社會大眾與貨幣當局所關切之事。然對於利率目標和貨幣數量目標之間最佳選擇問題,儘管Poole(1970)已釐清是取決於干擾經濟的來源,但實務上很難正確地界定與辨識,因此判定貨幣政策工具目標和評價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工作益形困難。再者,台灣為一小型開放經濟體,容易受到國際景氣循環的影響,導致貨幣政策的操作目標和最終目標之間可能具有不可測量共同因子,因此本文的探討方向為如何妥適判定我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之操作目標立場。 本文採取Bernanke and Mihov (1998)的實證模型設定,藉以GVAR方法以捕捉國與國之間的景氣連動影響,且不採取預先假設立場之操作目標選擇判定,透過直接受到貨幣政策工具影響的操作目標來判定中央銀行之貨幣政策的執行是否為貨幣數量目標或利率目標。 實證結果指出,在有考慮國外景氣循環因素之下,除了全樣本時期與彭淮南總裁時期有「價」與「量」之政策目標並存的情況,顯示央行可能兼採釘住利率與貨幣兩種混和政策之外,謝森中總裁時期採用釘住利率法則以及梁國樹、許遠東總裁時期採用釘住貨幣數量法則。然而,在未考慮國外景氣循環因素之下出現在同一子樣本時期有二至三種適用的模型,致使很難區分何種政策較能說明當期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行為。且結論亦指出,中央銀行自1989年起,對於外匯市場即採取逆勢的干預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