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使是日本對中國文化徹底仿效的強烈意圖下所出現的產物,在中日交流史話中佔有相當的重要性。遣唐使船的技術和仿製,每每成為話題外,近年考古所發現的日本遣唐留學生井真成的墓誌銘與奈良迎接遷都一千三百年等事件,使得遣唐使的歷史又再度成為焦點。 從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唐太宗貞觀四年,西元六三〇年)八月派遣犬上三田耜和藥師惠日等人赴唐開始,一直到宇多天皇寬平六年(唐昭宗乾寧元年,西元八九四年),因為菅原道真等人提出廢止遣唐使的建議而終止派遣之前,遣唐使乃歷經二百六十四年的外交政策。日本國內有聖德太子推行大化革新,對外則積極從中國取經,吸收法律、文學、醫藥、佛教、書畫,音樂等各層面的文化內涵,中國對日本的影響深遠而廣闊。 只是歷來遣唐使研究,主要多在中日交通細節、文化意涵,或單就遣唐使節個人生涯加以考究,以個人為主題,探求其角色定位與自我認同的研究則較少被著墨。實則遣唐使節們被賦予的角色,大時代中扮演之關鍵地位,牽動著他們自我認同的微妙變化。 本文試圖探究日本的遣唐使和留學生,在此劇烈變動的東亞文化交流當中,究竟扮演怎樣的角色定位,又產生怎樣的身分認同。欲透過外緣空間的考察,對其個人生涯、作品的考證,探討他們的人生抉擇背後透露的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