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社會民間經濟活力的消退、社會結構的失衡，是和日常生活的有序化、正規化同時發生的。派遣工制度之所以被普遍採用，不僅是因為它使得就業非正規化，更重要的是因為它把非正規就業在形式上正規化，從而使之受正規經濟控制。北京「浙江村」——一個來自浙江的服裝經營戶在1980年代形成的典型的非正規經濟——也經歷了類似的變化。本文回顧了浙江村的批發市場經營、服裝加工以及大人物的角色如何被正規化，揭示了一些貌似「現代化」的現象其實是一個強勢者區隔社會群體、攫取價值的過程。此外，基於對筆者早期浙江村研究的反思，本文也試圖探索符合當下中國需要的研究路徑。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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