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娼妓管理辦法之研究（1967－1999）

The Study a Prostitute Regulations of Taipei(1967-1999)

洪婉琦(Wanchi Hong)

指導教授 ： 賴澤涵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碩士(2000年)

摘要

本文除緒論外，第一章討論1967年台北市改制為直轄市前政府對於娼妓所實行的管理辦法，說明臺灣娼妓業的發展與臺灣墾荒時期的開發的密切相關性，娼業多聚集於商船往來頻繁之處，在台北地區且隨著河床的淤積而使娼業興盛的地點有所轉移。臺灣一些特殊的社會環境如：男多於女、婚姻論財、「寬於婦責」以及社會的舊慣和陋習等促成「臺地多娼」的現象，進一步造成臺灣變相的娼妓來源。臺地屢見婢女、童養媳、養女等被逼為娼的情事，從當時留下的契約（紅契、白契）與官員的文字記錄中皆可見端倪。面對社會多娼、民風淫亂以及因宿娼而引發的一些治安問題，清代政府如同內地的管理政策一樣，採行放任的態度，雖然在清初也曾頒訂一些禁止「賣良為娼」的律令，但實際約束力並不大。蒞臺的官員也僅在一些政令的宣導上嚴飭惡習，但並無全面性針對娼妓制訂的法律規範。
日據娼妓業的發展延續清中葉產生的娼妓間分化的脈絡，再加上日本娼妓文化的影響，大致可區分為兩個相對的系統：日本娼妓＝藝妓（料理屋）、酌婦（飲食店）、娼妓（貨座敷）；臺灣娼妓＝藝旦（藝旦間、酒樓）、土娼（妓院）。而在日據時期留下了一頁璀璨卻又短暫的娼妓「文人化」、「人格化」的藝旦，有其存在的特殊文化，與臺灣近代娼妓以性交易作為主要內容的方式迥異，但卻在戰後的臺灣社會中逐漸消逝，藝旦所留下的女性文學以及其彰顯的民族意識，僅能留在文人的回憶與嘆息中。另外，1895年後的臺灣也延續著晚清經濟近代化的發展，並且更進一步往現代化經濟體系邁進。台北地區因貨物的外銷以及政治中心的北移，而產生經濟與社會結構上的變化，娼妓業的發展也呈現了應變的趨勢。隨著經濟快速成長，臺灣出現許多新興的女性職業，產生了藝旦往這些職業流動的現象，而造成娼妓「除娼妓化」的一個歷程，臺灣增加了許多「從良」後的女性服務人員。
最後，導源於日本自德川時代就成熟發展的「遊廓」制度被引進臺灣，臺灣的公娼制度因而建立 。公娼制的內容涵蓋了兩個部分，一是娼妓檢驗制度，及對娼妓的身體檢查，另一則是集中管理制度，對於娼妓的人身自由形成約束，在接客的方式、地點以及活動的區域都透由「檢番」而進行統一的管理。隨著19世紀以來日漸成形的廢娼論述與運動逐漸在世界各地引起火花，包括日本以及其殖民地臺灣。雖然有這些廢娼運動者及以「臺灣文化協會」為中心的文人的努力，廢娼運動仍告失敗，不過，它卻象徵了臺灣女權運動及階級抗爭的一個新歷程。
在戰後，由於文化區隔的認知，台灣省長官公署的官員認為在日人的遺毒下臺灣產生的不良風俗應予糾正。因此，配合當時省婦女會廢娼的訴求以高道德的訴求進行肅娼的工作。戰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省婦女會就在這種不甚瞭解臺灣歷史與社會的情況下，冒然執行廢娼的政策自然面臨了失敗。而臺灣戰後特殊的時空環境使當局陷入兩難的窘境，一方面隨著大陸人口的遷移，臺灣性比例出現失調，造成臺灣性需求的社會問題；而一方面臺灣又簽署了國際公約，承諾廢除國內的公娼。因此，政府獨創了一種「特種酒家」的政策，結合了酒家供應飲食以及娼寮滿足性交易的功能，但其內容卻僅是掛「特種酒家」之名而行「賣淫」之實，實施不久就被淘汰了。
到了1956年在務實的作法下，臺灣省政府頒佈了《臺灣省管理妓女辦法》有條件承認公娼的存在，但限時兩年內必須完成的取締工作無法落實，1962年省政府修改條文為「各縣市取締娼妓，由本省視實際情況另行規定」，自此，臺灣廢娼遂成無限期的延長。從此，臺灣政府在「寓禁於管」的原則下，允許臺灣各地出現公娼的經營型態，並且又配合其他「特定營業」的管理規則，期望在嚴管之下肅清臺灣的色情風月。為使這些「特定營業」逐漸淘汰，遂採行了「寓禁於征」的高年費與稅捐的作法，只可惜成效不彰，反造成了地下非法營業的猖獗。
1956年省政府頒訂《臺灣省管理妓女辦法》的同時，也頒行了《台省現行養女習俗改善辦法》，並透由中央婦工會、保護養女運動委員會及其它的民間組織，希望改善臺灣養女被迫為娼的惡習。
第二章分析嚴管時期與相關辦法的配合（1967∼1984年），台北市改制後對於娼妓的管理辦法並未有大幅度的調整，仍然繼續實行公娼管理、肅清私娼、寓禁於征的管理辦法。在這段時期內由於台北市政府幾度加重了「特定營業」的許可年費，卻又無法有效管制地下特種營業，遂使得業者走上街頭抗爭，於是在1985年改變特種營業的主管機構，由原先的警察單位改為建設局，而另外針對舞廳、酒家、酒吧、旅館及咖啡茶室訂定了新的管理規則，使得許多從業人員獲得「除娼妓化」後的身份。不過，「寓禁於征」的原則並沒有改變，這些營業的業者每年仍必須繳付高額的年費，而其中的舞女、服務生仍必須取得「執業許可證」，對於特種行業轉入地下的情形並沒有很大的改善。
另外，臺灣的娼妓問題不仍僅單從臺灣的社會環境來做瞭解，必須放置在國際間互動的時空下，臺灣的娼妓型態才能有更明確的圖貌。隨著韓戰以及越戰的爆發，美軍來臺「R&R」的度假軍人逐漸增多，這種外來需求又引發了臺灣娼妓業鼎盛發展的契機，接續著美軍腳步而來的日本觀光客，也使得台灣成為另外一個國際色情輸出的區域。隨著經濟發展力與國內女性意識的提升，在北投廢娼輿論仍處於紛擾當中，1977年台北市政府宣佈「北投特種女侍應生」於兩年後廢止，使得台北市的公娼區僅餘江山樓、寶斗里兩處。
第三章的時序為轉變與迴盪時期（1985年∼1999年），隨著臺灣經濟的高度發展，臺灣娼妓業也受到了影響。工商業的社會型態取代了舊有的農業社會，應酬文化逐漸產生，消費力量的提升更刺激了色情行業多元型態的發展。「陪侍」的營業空間逐漸增多，新興的特種營業場所也不斷侵蝕著公娼的生存。經濟力量的強勢也使得臺灣男人繼日本之後，成為另一群至東南亞買春的國家；而國內情色刺激的增加，擴大了性需求的空間，來自於外地的女掏客也在臺灣的夜生活中大放異彩。
而隨著國內女性主義與婦女意識的提升，許多社會問題也成了女權運動者挑戰的對象，一些社會議題在媒體的投射燈下受到公眾輿論的注目，其中最突出的便是雛妓問題，以及與之相關的山地少女賣春問題。許多新興婦女團體紛紛成立，為臺灣的婦運撐起一片天空。在政治勢力與婦女運動交錯的背景下，直接訴求改善的焦點來到了公娼的身上，在對公娼文化不甚瞭解的狀態下，台北市市長與議會之間又陷入意識型態的大牢籠，公娼的去向被倉促決議，而致引發了一連串的迴響與社會運動。公娼婦女走上街頭，這意味了些什麼呢？本章中嘗試著做最後的回顧與探討。
第四章將焦點轉注在台北市管理娼妓之輔助機構上，在中央保護養女、取締娼妓理念的運動下，於黨國體制中扮演宣導國民黨政權政令角色的婦女團體，大力在社會高舉保護的旗幟，並為養女/娼妓安置問題提出設立相關機構的訴求。在克服種種興建的困難後，「台北市婦女職業輔導館」正式成立，後因為擴大收容對象將其編置在台北市綜合救濟院（廣慈博愛院）底下。婦職館之成立是臺灣社會福利政策中相當重要一個歷程，但從一開始問題便不斷發生，無論是所內收容少女過於複雜的保護問題、課程或設備問題、出所後的出處等都嚴重地威脅婦職館輔導教養的成效。另外，承繼日據時期娼妓身體檢驗的作法，對公娼進行定期的檢查也是管理辦法中重要的一項工作，再加上美國大兵來台性消費所引發更多的性病危機，台北市性病防治所成立，而負擔起執行降低臺灣性病感染的工作。防治所在臺灣歷經數十載的歲月時光，在性病防治的工作上有其重要的成效，也見證了臺灣公娼的存廢。在廢娼之後，性防治所除了面臨轉型的問題之外，該如何在無法令強制性的配合之下，推展性病防治工作並繼續保護性工作者，將是一大考驗。

關鍵字

娼妓 ； 妓 ； 賣淫 ； 性觀光 ； 特定營業 ； 掃黃、色情 ； 性病、婦職所 ； 女性主義、婦女運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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