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的學術思想：以墨子學為中心之分析

黃克武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26期 (1996/12) Pp. 41-90

https://doi.org/10.6353/BIMHAS.199612.0041

摘要

梁啟超的墨學研究依時間先後可分爲兩大段落，一是1904年在《新民叢報》上的〈子墨子學說〉與〈墨子之論理學〉；一是1920年代的《墨經校釋》、《墨子學案》和《先秦政治思想史》中的墨子部分等。這兩個階段相隔近二十年，兩者對墨學的看法有無不同？如果有的話，其基本差異爲何？又受何種因素影響？本文企圖對梁啟超墨學的內涵與演變作一描寫，來回答這些問題，再據以分析與評估他的思想。
作者認爲梁啟超的論墨之作一方面出於他對先秦學術思想的興趣，另一方面則反映出時代思潮的影響。在《新民叢報》時期，其墨學研究的主旨是爲現代中國國民與國家的建構，提供一個既植根於傳統又符合西方學說的理論基礎。至1920年代他的墨學不再具有那麼強的民族主義的色彩，而傾向於說明未來中國作爲一個政治實體，在文化上應有的特質，及其傳統根源。
任公的墨學研究反映三個一以貫之的思想特點，第一，他強調群己並重，而個人在此關係中有根本的價值；第二，他主張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調和；第三，他肯定宗教的價值。上述的特點顯示：梁啟超的思想雖然變化多端，也並非毫無缺陷，但卻是前後一致地，奠基於一些宗教、道德、政治與知識論的原則之上；他的這些原則，從今天我們所普遍接受的觀點來看是相當合理的。因此我們不宜將他一生在學術上與思想上努力的成果視爲膚淺、駁雜而不夠深刻，在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他算得上一個既博學又敏銳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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