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歷史契機與社會實踐－從有限的人性論看牟宗三的社會哲學

楊儒賓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1卷4期 (1988/12) Pp. 139-179

https://doi.org/10.29816/TARQSS.198812.0004

摘要

本文旨在經由檢討牟宗三教授之哲學體系中無限心與有限心的關係，重新賦予有限心存有論的地位，以作為儒家社會實踐之可能依據。
牟教授在處理有限心－無限心的問題時，其思惟模式是黑格爾－起信論的形態，他強調有限心的呈現是必需的，因為它是良知的“自我坎陷”，一種精神的自我攤展(expression)。在這種觀點底下，有限心雖然可獲得存有之保障，但其地位基本上是被導出的、第二序位的。而且被保障者，事實上乃是有限“心”之“在其自體之心”，而不是“有限”心之複雜、個別性經驗內涵之“有限”部分。本文則認為：儒家創始者論“仁”時，是從情境心的角度出發的。情境心在當下的展現並非先驗、無限的，而是在一種具有經驗內容導引的方向下感通的，而這種經驗內容究實而論，實隱含了個人－社會結合下全體條件之總關係。不但如此，由情境心出發，我們還可建構起一套基本的存有論，使文化（人文化成的客體顯現）具有一種始源的、但也是有本有源的性質。本文在分析情境心的功能時，吸收了詮釋學的某些理論，尤其是狄爾泰之“客觀精神”及海德格之“此在”等觀點，藉以建構情境心－文化世界（生活世界）－存有論之間的關係。
最後，本文認為宋明儒及民國新儒家所強調的無限心不可放棄，因為這是人性非常重要的一個向度，它所提供的“神聖”、“意義”、“高層實在”等，不但可使人在此世內求得自我安頓，而且可引發無窮的動力，使實踐者獲得強力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