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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學位論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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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地理上俄羅斯與中國大陸有著廣大相鄰邊界,俄羅斯政府早在17世紀已認知到研究漢語的必要性。到目前漢語教學與研究在俄羅斯已有170年的歷史。近年來,隨著俄中兩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和國際事務等領域合作不斷增加,俄羅斯出現了所謂的漢語熱,想要學習漢語的人數逐漸增加,促使俄羅斯各級教育機構盡量開設漢語課程,滿足俄羅斯學習漢語的廣大需求。而儘管俄羅斯的漢語研究有悠久的歷史,在漢語教學上仍有些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 本論文採用文獻探討、學生問卷和教師訪談等方法,呈現俄羅斯漢語教學的現況及其面臨的困境。此外在分析各方面的研究結果後,筆者歸納並說明影響俄羅斯漢語教學的主要因素。 在研究過程中,筆者發現,促進俄羅斯漢語教學發展的因素有下列幾點:1)悠久的漢學傳統;2)與漢語地區之教育交流;3)中國大陸經貿關係的快速發展。但是除了以上的正面影響因素以外,俄羅斯漢語教學的發展也受到許多阻礙。研究結果顯示,抑制俄國漢語教學發展的因素包括:1)缺少專業的漢語教師;2)缺乏培養專業漢語教師的機構;3)缺少針對俄籍學習者的漢語教材;4)缺乏專業漢語教學的設備;5)漢語課程設置不適當;6)各大學漢語課程設置標準不一。 最後,本文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針對上述俄羅斯漢語教學的各個困境,包括漢語師資、教材、培訓機構等不足之處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並提出解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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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前來臺灣以修讀學位為目的的國際學生不斷增加,已達一萬多人。這些學生來臺灣攻讀學位,他們大多數華語文能力屬初級程度,而學術目的的華語文,並不同於華語文中心的華文課,他們在入學之前也未接受過專門的中文學術學習訓練,入學之後產生適應不良者時有所聞。本論文從課程設計的方面出發,探討並規劃以修讀學位為目的之外籍生的華語文養成課程。課程的特色為針對來臺修讀學位為目的的國際學生,教學內容為了提升其學科學習的華語文能力以及培養學習技能,俾使其能在華人的學術環境下學習與進修,並取得學位。   本研究在課程執行之前,就相關文獻分析後,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了解國際學生在臺灣就學時,華語文學習的需求調查分析。 二、確立學習需求,蒐集學習內容之語料與學習主題。 三、規劃此養成課程與輔導人員之安排。 四、進行循環教學行動研究,並對課程規劃反省修正。 五、彙整教學資料與記錄,評估教學成效。 經過四個學期的課程教學實施後,本研究獲得以下幾項成果: 一、國際學生之華語文養成課程的需求調查及分析結果 二、確定本養成課程之教學內容與主題 三、編寫本養成課程之教材與學習資料 四、學科學習技能與策略融入本課程之教材篇章 五、本養成課程之教學成效良好,足為相關課程設置之參考。 基於研究結果,本研究整合意見後提出以下建議: 一、本養成課程應採學分設課。 二、分區跨校共同開設本課程。 三、各校宜訂定國際學生之個別化修課辦法,並提供類似的養成課程。 四、應關心國際學生之生活適應狀況與學科學習能力。 五、相關單位應研發此類養成課程之教材與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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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試圖從一個離散的海外華人知識分子尋求原鄉認同的脈絡來探討辜鴻銘的理念和生命軌跡。辜鴻銘是十九世紀中葉出生於英屬海峽殖民地檳榔嶼的峇峇華人,一八八零年代回歸正處於巨變時代的中國,四十年的歲月當中,有二十餘年是任職於張之洞的幕府。他潛心英譯儒家經典同時投書英文報刊,成為當代獨一無二以道德宣教士姿態對西方世界發聲的中國人。辜鴻銘試圖扭轉西方人對中國人及中國文化因誤解而產生的歧視,並努力影響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作為。他結合了反現代化的浪漫主義思想與儒家的道德哲學,建構出儒教烏托邦的文化認同意識,一方面據以批判以資本主義力量為後盾的地殖民主義侵略者,另一方面則用來力抗中國的改革與革命者。辜鴻銘可謂是介於東方與西方之間的局外人,認同的焦慮如影隨形,他的偏執顯現在他為教案、庚子拳亂及慈禧太后所作的辯護,以及對君主專政的擁護和對憲政民主制度拒斥的言論之中。一次大戰後歐洲知識分子對西方文明的絕望感成就了辜鴻銘作為東方文化代言人的美譽,然而此時也因他是個主張綱常名教的前清遺老,在五四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的浪潮之下逐步被推擠到當代中國歷史舞台的邊緣,以至於他畢生所渴望結合東方和西方文化中最優質部份的理想終究未能為當代人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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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詞多義(polysemy)為單一詞彙形式具有之一組具相關性又具區別性的義項。認知語義學以隱喻、轉喻及意象圖式等認知理據,探究多義詞義項之關聯性,讓一詞多義分析具備認知現實性。不過多義詞義項區別性之判定因缺乏一致理論架構而出現分析者主觀認定的空間。亦因如此,不同研究對於多義動詞「看」可析出不同之7個、9個及17個義項。 本論文以多義感官視覺動詞「看」為例,建立多義詞義項分析之區別性及關聯性理論架構,以Evans (2005)原則性多義理論為主,抽取中央研究院漢語平衡語料庫及政治大學漢語口語語料庫之例句進行分析,確認「看」有七個具區別性之獨立義項及其原型義項;並以轉喻及隱喻映射確認七義項間之關聯性。除以各自義項具有之意象圖式確認七個義項之認知現實性外,並提出義項出現主觀性之理據。本文亦提出「看」組構之語義網絡有別於一般動詞之輻射散開狀,另以義項之行為概述探究義項間之親疏關係,且以之畫出「看」的語義網絡。最後本文從歷時「看」語義演變之情況提出「看」語義網絡延伸實具方向性。 本研究為現代漢語多義詞「看」之多面向認知分析,提出視覺感知過程具有之連綿積累特性,不但反映於多義漢語感官動詞「看」之延伸義項,其轉喻及隱喻映射也出現連綿性現象,「看」義項之句法行為概述更反映連綿性及家族相似性。因此,概念結構確可體現為語義結構,語義結構亦促動句法結構。語言共性非存於語言形式,實存於人類之認知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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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基金會為一台灣知名宗教團體,1966年成立於台灣花蓮,1995年創立全美第一所慈濟人文學校,至2009年12月止,全球42所慈濟人文學校中,美國加州地區即占7所,含洛杉磯慈濟人文學校、聖迪瑪斯慈濟人文學校、爾灣慈濟人文學校、舊金山慈濟人文學校、庫菩提諾慈濟人文學校、聖荷西慈濟人文學校及聖馬刁慈濟人文學校,學校數量至今仍持續增加中。 本文將以這七所慈濟人文學校做為主要研究對象,彙集實地田野調查經驗、第一手文獻及各類影音資料等,從學校成立歷史緣起、組織架構、行政經營方式、教學內容、師資培訓及其如何將宗教特色活動融入華語文教育等多重角度進行特色分析,並提出其面臨的經營困境,如經費赤字、人員資源不穩定等,最後提出可能適用的具體建議和未來發展方向,包含學校運作制度化、華語課程主流化及數位化、人文課程教案化等,期盼能有益於宗教團體於華語文教育相關歷史紀錄及海外華語文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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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焦慮在外語學習領域是一個廣為討論的議題,Krashen(1982)認為焦慮可能開啟學習者的情感過濾器,使其無法達到好的學習成效。外語學習焦慮研究也普遍認為焦慮有礙學習。然而目前針對華語學習焦慮的研究卻仍寥寥無幾。根據黃儀瑄(2007)的研究結果顯示,日籍華語學習者相較於其他外籍華語學習者,焦慮程度偏高,因此本研究針對日本東京學藝大學修習中文課的日籍學習者,採用問卷調查法配合質化訪談,調查日籍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最容易感到焦慮的因素、並探討不同個體因素與焦慮因素之間的關聯,最後提出針對日籍學習者的華語教學建議。   研究結果顯示:一、「對公開發言的恐懼」是令日籍華語學習者感到最焦慮的因素。二、除了「對公開發言的恐懼」以外,內在因素(如:對中文能力的自信、對不確定事物的焦慮和對中文課的態度)引起的華語學習焦慮高於外在因素(如:媒介、對他人評價的看法和教師教學時所採取的方法和措施)。三、在個體因素差異上,整體而言男性學習者較女性學習者更容易感到焦慮;隨著學習時間越長,學習者的自我期待提高,在對中文課的態度、他人評價、公開發言和自信方面的焦慮程度亦隨之增高;若有目標語國家經驗,即曾經到過中國或台灣的學習者,其華語學習焦慮程度一致較低;不曾與外國人士接觸的日籍學習者在華語學習焦慮反應較明顯。最後,也發現日籍學習者在華語學習過程中的口說焦慮,與其民族文化中的「恥感文化」和「團體意識」有極大關連。  為了減低日籍學習者在華語學習過程中的焦慮,本研究也在第六章針對學習者性別、中文程度以及其相關經驗等個體差異、課堂互動方式、教學方法和內容,以及幫助學習者自我調整等面向提出教學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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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詞是漢藏語的一大特點,在世界語言中,有的語言並沒有量詞,有的語言雖然有量詞,但並不豐富。由於漢語量詞數量豐富、用法複雜,外國學習者在學習上,經常出現學習偏誤的現象。 泰語也是量詞豐富的語言之一,但是泰語量詞在與名詞的搭配、語序等方面都與漢語量詞不完全一致,漢泰語量詞同中有異的特點,使得泰國學生在學習漢語量詞時,出現了一些不同於歐美、韓日等國學習者的偏誤,具有不同的特點。 漢語量詞雖然豐富,但有的量詞卻連本國學生也不經常使用,加上這些量詞大多用萬能量詞「個」來代替,比如 「一枚戒指」 ,我們可以說「一個戒指」。 本文著重分析漢語中的常用名量詞,藉由教學策略應用協助初中級漢語學習者,因為他們在生活上、學習上經常接觸到這些量詞,也因為如果學習者不規範使用這些量詞,語言交際有可能受到影響。 本文試圖通過漢泰語量詞的對比研究,分析泰國學生漢語常用名量詞的偏誤,找出這些特點和成因,作為課堂教學和教材編寫等方面有益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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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取內容分析及行動研究法,旨在運用可預測圖畫書特殊的書寫形式及豐富多元的特質,結合提倡將語言視為有意義的整體教學之全語言教學觀,以及藉由師生共讀學習語言的分享閱讀概念,發展出適合兒童華語教學之教學方案。期能透過可預測圖畫書提供兒童表現與學習語言的機會,從而了解可預測圖畫書對兒童語言技能、學習興趣及學習成效的影響,進而對教師的教學省思與專業成長有所幫助。 本研究以C大學開設之暑期兒童華語課程為樣本,包含A、B兩梯次的六至十歲學生,共計二十六人。研究者以理論探討為基礎,輔以研究者擔任導師之教學紀錄與觀察,提出可預測圖畫書之教學流程,並以實際教學記錄呈現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情形及學生反應。根據教學實施結果,研究者亦以自身觀察及理論探討提出改進教學之具體建議,並針對教案加以修正。 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一、 研究者參考國內外研究,提出選擇可預測圖畫書的標準,適合兒童的可預測圖畫書應考量兒童年齡、語言程度及生活經驗等,也應考量圖畫書本身的版面編排、詞彙難易度及可預測性。 二、 可預測圖畫書教學以學生為主體,透過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間的互動,學生於上課發言的頻率明顯提升、口語表達較流暢,課後也會將故事中的對話、角色應用於遊戲中,足見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及學習興趣都有所提升。教師根據學生特性設計的適性化教學活動亦符合學生的學習需求。 三、 可預測圖畫書教學為一固定教學流程,於固定教學流程中亦可針對每一教學步驟的進行時間及教學活動等,視學生語言程度及反應加以彈性變化。研究者並提出固定教學架構、提問架構範例等供未來進行可預測圖畫書教學及研究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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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為語言能力中的聽說讀寫四大項能力之一,也為語言課堂中的重要訓練項目。然而,寫作往往為四大能力中最難以掌握的一項,其中篇章層面的偏誤比例尤其甚高,高水平能力的學生作文仍有許多偏誤出現.然而,以往研究學生的篇章偏誤主要關注於各項偏誤的表面現象分類,偏誤來源以及教學應用較少深入探討之。   本文以Halliday(1961)的三種篇章功能為基礎,從銜接、信息結構、及主位結構來探討學習者的表現,研究目的為二:1)學習者進行漢語寫作時的各方面偏誤及原因為何?2) 這樣的偏誤現象,是否會隨著學習者漢語水平的提高而有所改變?   本研究以英語母語者為研究對象,蒐集美國威廉大學(Williams College)二、三、四年級學生的作文共89 篇(二年級33 篇,三年級29 篇,四年級27 篇),配合面談,分別從形式和功能的角度來分析偏誤現象。   研究結果主要有三:第一,偏誤與語言類型有很大的關係,本文除了從孤立語、屈折語、主要分枝方向、代詞脫落參數、主語顯著、主題顯著等面向探討語際偏誤來源之外,也經由面談討論其他偏誤來源,諸如過度類化與簡化等等.第二,銜接方面,學生在連接詞及指稱方面的偏誤率是最高的,指稱方面下的各類小項偏誤,隨著學習者漢語水平的增加而有明顯的改善。然而,在連接詞的部分,卻是中級組偏誤率高於初級組,產生了U-型學習曲線的現象。第三,信息結構與主位結構方面,主要與語言類型中的新舊訊息順序有關,且與學生的篇章意識不足所致.本文也依據偏誤的類型與比例,提出關於漢語篇章銜接方面的教學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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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語為非聲調語言,故漢語聲調為德籍學習者的難點之一(顧安達,2011)。目前德籍漢語聲調研究仍偏重單音節分析層次,然而雙音節詞在現代漢語詞彙比例最高(吳淮南,2003),又包含語流中的基本連調變化(朱川,1997),且存在母語重音系統遷移至漢語連調組合的問題(吳羚莞,2009)。有鑑於目前研究尚未跨越至連調組合的分析,也未深入探究母語重音與聲調表現之關連,因此本研究設計聽辨與發音測驗考察德籍學習者雙音節聲調的中介音,以了解雙音節組合的難易度與偏誤誘因,歸納其雙音節聲調表現與母語重音模式之相關性。 本研究針對7名學習漢語三個月以下、6名學習漢語三個月至一年的德籍受試者,進行問卷調查、漢語雙音節聲調聽辨與發音測驗。考量聲、韻母難點可能產生影響,因此測驗項目是以/a/為音節結構主體,搭配第一、二、三、四聲與輕聲的20種聲調組合。研究結果發現:聽辨偏誤率最高為「3-1」誤聽為「0-1」,發音偏誤率最高為「1-3」誤說成「1-2」。另外,德籍學習者最難掌握含第三聲的聲調組合;而「1-1」聽辨與發音的偏誤率都最低。從偏誤率較高的組合及其偏誤類型來看,德籍受試者雙音節聲調受德語重音模式遷移影響,易形成「重輕」或「輕重」的分布;並傾向將第三聲與輕聲歸為非重音,而音長較長、音高較高的第一、第二與第四聲則對應至重音。再者,研究顯示德籍學習者聲調類別感知較倚靠調型,與漢語母語者以音高為主不盡相同。除了母語遷移,目的語知識也是偏誤產生的原因,如「1-2」聽成「1-3」即為二、三聲混淆;「3-1、3-2、3-4」的半上誤說為全上,則是忽略三聲變調規則。此外分析結果表示由於學習時間較短,其漢語聲調之聽辨與發音都尚未形成穩定的系統,因此兩者仍處於各自發展的階段。。 本文最後提出漢語聲調教學應加強雙音節組合的聽辨與發音訓練,並就德籍學習者的難點給予相關建議,以期能提升德籍學習者的聲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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