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解嚴之後,一九九○年代的五部台灣電影:《少年吔,安啦!》(1992)、《忠仔》(1995)、《黑暗之光》(1999)、《青少年哪吒》(1992)、《麻將》(1996),作為討論範疇。 嘗試透過文本分析的方法,試圖析理上述電影作品中的青少年成長經驗。台灣電影中青少年的成長議題,並非首次出現在一九九○年代,解嚴以前一九八○年代兩平行發展的台灣新電影風潮、校園學生電影,都具有頗富代表性的青少年成長作品,在這些作品中,對於影響台灣社會甚鉅的政治體系,僅以背景淡化處理,因此,一九八○年代的青少年成長作品,普遍呈現正面成長經驗與結果,充滿清新、健康的色彩。 觀察解嚴後一九九○年代,台灣電影青少年成長經驗此一主題的呈現,透過幫派題材與其相關符碼的運用,構成截然不同於一九八○年代的青少年成長作品。電影作為一種再現的系統,本文試圖從電影文本析理三方議題:「父系認同的失落與徬徨」、「青少年的成長空間」、「青少年的成長結局」,觀察父親形象所具的意涵以及青少年主角如何面對父親?其次,聚焦於青少年主角與其成長空間的關係,分析他們如何介入成長空間?其中蘊含了什麼樣的關聯?最末,則是分析青少年主角的死亡結局,梳理交織其中所蘊含的張力,進而輻輳當代的景象與文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