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習以為常的「不良少年」並非古來皆有,而是日治時期受到日本與歐美影響所「創造」出來的特定人種,是現代各門科學所交織而成的嶄新概念。探索不良少年誕生於臺灣的歷史,正是「現代臺灣社會」誕生的歷史。本文企圖烘托出的是,究竟是在怎麼樣的社會脈絡下,以怎麼樣的方式使得「不良少年」被建構、被凝視,在不同知識團體間意見或有差異或相互挪用、結盟的情況下交疊出共識?基於以上問題意識,本文有以下發現: (一)臺灣與日本的不良少年論述機制相異。相對於日本以精神醫學作為不良少年論述的主要知識提供者,臺灣則以警察論述與實作為主。警察透過一對雙眼看到臺灣兩樣的不良少年,一隻透過「內地的精神醫學」看到在臺內地不良少年。放在日本精神醫學傳統下之「精神變質」,以及大正後期之「種族優生」與「遺傳素質理論」底下討論的在台內地不良少年,代表的是未來當地領導者之墮落危機。至於警察的另一隻眼睛,則跟隨既有之殖民論述,從「舊慣」入理批評本島的不良少年,企圖使「傳統」變得可以辨認,並使「現代」更為具體。透過本島不良少年所映照出來的,乃是符合現代中產階級價值觀下的「文明」與「好少年」形象。本島不良少年並非自古皆有,而是與現代同時建構(co-production)。 (二)管教不良少年之策略方面,殖民者大致可採用兩種方式。一種是徹底根除之長程計畫,其目標包括了由內到外的各類範疇,從人種衛生著眼,股吹「健康」夫妻的結合,母親適當的胎教方式,以及從小細心的教育。然而,這些徹底根除不良少年產生的方法,並非一蹴可幾,也非容易推行。另外一種立竿見影之取締與機構化管理,則是將之收容於感化院(成德學院)與少年監獄(新竹少年刑務所)等官方認定的模範試驗場。 (三)日治時期論述台灣不良少年的「科學家」,不但精神醫學資源不足,而且專家人數稀少。透過不良少年的案例分析,可側面呈現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心理化」歷史。當時不論日本或是中國社會的「心理化」程度,都高出臺灣許多。 精神醫學等心理學科,改變了我們的世界觀。從這些專家的口中,犯罪者從法律的世界「解放」出來,成為社會大眾可見的對象。隨著精神醫學、心理學等學科分化,以及其犯罪言說(statement)越趨精緻,犯罪者之「肉體」與「心靈」都成為審判與改造的對象。這些新興的專家,注重的不但是既成的犯罪者,更重要的是那些具有犯罪傾向(criminal propensity)但「尚未成為犯罪者的人」,也就是本文所指的「不良少年」。雖然對於不良少年的處置、預防措施總是計畫多過於實現,但由於「不良少年」與「現代社會」兩者乃是同時建構,我們可以藉由不良少年的例子,呈現出臺灣的現代性。